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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专家:公立医院公私合作PPP“突围”路径

健康界

作者:王建秀

    2014-07-03

中央政府应出台专门政策文件,逐步明确公立医院公私合作的领域、内容与模式,在时机成熟时,启动立法程序。

“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在中国的土壤逐渐成熟,期待能够探索出符合国情的公立医院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实现模式。”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公立医院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卫平分享了课题组对PPP在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

公立医院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李卫平所领导的课题组对此进行了1年多的研究,考察了国际上PPP经验,并通过项目试点研究,制定了PPP操作流程及合同范本,为规范公立医院公私合作,提供了操作性建议,并推动形成了相应的政策和制度。

目前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体系内,但社会力量有能力来办医,同时财政投入也存在较大压力。李卫平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私人资本可有限地合作,“所谓有限也就是合理、合法。”

据了解,中国形成的11种公私合作模式中,公私股权合作备受争议。“举例来说,公私合作的医疗机构是非营利性质的,私人资本怎么获利,如果私人资本不获利,它为什么要参与呢?如果是营利性质的,政府为什么要参与?政府是不能趋利的。”李卫平表示。

李卫平进一步建议,政府应出台专门政策文件,逐步明确中国公立医院公私合作的领域、内容与模式,便于监督和管理,在时机成熟时立法。

同时,应该对目前特有的股份制非营利性合作进行政策解释,对社会资本参与公私合作项目的回报途径进行界定,对公共部门获得回报的使用进行规范。

在李卫平看来,可以考虑在公私合作框架下,私人部门与公立医院合作新的医院项目,允许私人投资者按股权获取投资回报,政府可按股权获得的收入,用于医院自身发展或用于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公司双方在合约中规定明确的合作期限和最终资产归属。

“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非营利性医院,要考虑私人资本如何获取回报和退出。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营利性医院,要考虑政府如何退出。而且,混合所有制医院如果要按照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就需要在政策制度上进行创新。”她提出。

她还强调,要明确公共部门违约的解决方案,明确长期医疗服务合作中的政策比如价格政策、医保支付风险由谁承担。

 

PPP模式的生长土壤

从90年代以来,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得到广泛发展,包括澳大利亚、瑞典、巴西、英国等都有很多成功案例。

“这里的公立医院是从所有权角度来说的,指国家投资举办的医院,医院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国家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不以营利为目的,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大家批评‘中国没有真正的公立医院’,这是因为公立医院筹资出了问题。”李卫平表示。

在李卫平看来,中国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公立医院掌握了优质人力资源,而私人部门又有大量的投资资金,同时政府投入压力也比较大。新医改以来,政策鼓励性政策为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公立医院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财政收入增长势头放缓,但是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公立医院规模也受到控制。

从管理上来说,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使公立医院实施公私合作时,合作主体明确,有助于明确合作中的权责关系。

医院信息化的发展,有助于管理的精细化,使公私合作项目的前期评估和后期管理有了扎实的数据基础支撑。

李卫平认为,在此背景下,推广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存在可能性。首先,医管局和医院管理中心成立,这逐渐形成了公共部门有效的谈判方。

其次,按照混合所有制大的政策来说,公私双方可以在中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合法地得到应有回报。

第三,政府购买服务使基本医疗服务业有利润空间,医院通过引入私人资本的参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第四,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的要求使公立医院公私合作成为可能。“反过来,公私合作模式也增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李卫平表示。

争议中的PPP模式

李卫平介绍,中国有效的公私合作模式有以下几种模式:

首先是服务合作,包括非核心服务外包、外包临床支持服务、有组织地为民营医院输出人力资源,医院设备器械的融资租赁。

第二,运营管理,包括私人托管公立医院,公建民营医疗机构或康复护理机构,私人筹资-建造-回租新的公立医院。

第三,涉及资产和服务的合作,比如,公私合作建造高端医学园区,在此过程中剥离了公立医院特需服务,使高端医学专业人才在公立医院体系外流动,并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待遇,解决医学院融资问题。

李卫平表示,公私合作模式有两类争议较大。首先是混合所有制,“尽管政府在积极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但在医疗服务领域,混合所有制会带来混合经营的问题,也就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混合在一起经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她指出。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混合所有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公立医院的产权部分转让给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医院;二是将公立医院产权部分转让给民营企业并由地方政府控股。

李卫平表示,第二个有争议的公私合作形式是“院旁院”。“在这个模式下,公立医院利用专家技术要素参与另一医院实体的收入分成,也同样提出了公立医院是否可投入生产要素获得收益分配的问题。”李卫平指出。

李卫平告诉健康界,目前政府禁止的公私合营形式首先是“院中院”,也就是在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设立营利性医疗实体,或者是个人或组织指以盈利为目的,承包医院科室并自负盈亏。

公私合作如何合理、合法

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如何合理、合法,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

对此,李卫平提出了几个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公立医院能否代表公共部门、代表政府进行合作。“公立医院所有者是政府,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公立医院院长又是对医院管理非常熟悉的,如果说院长不能来谈合作,由政府来主导合作,政府又会和医院内的实际管理有实际偏差。”

第二是公私合作后,双方如何得到回报。

第三是政策风险问题如何分担,目前公立医院公私合作缺乏规范和监管。

对此,李卫平指出,首先政府应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办医,使政府及市场的作用在医疗服务领域里能平衡地发挥出来,政府本身不应该是趋利的。

其次,私人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是为了通过提供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合法地来获利。

李卫平指出,目前政府和私人资本可以有限地合作。“所谓有限地合作,就是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规范地合作,而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混合所有制医院为例,假如要按照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就要进行制度创新,在实践中能操作起来。”

“因此,可以考虑在公私合作框架下,私人部门与公立医院合作新医院项目,允许私人投资者按股权获取投资回报,政府可按股权获得的收入,用于医院自身发展或用于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公司双方在合约中规定明确的合作期限和最终资产归属。”李卫平指出,“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非营利性医院,要考虑私人资本如何获取回报和退出。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营利性医院,要考虑政府如何退出。”

股权合作有争议

此外,公立医院公私合作还存在一些理念争议。李卫平表示,公立医院公私合作是否会产生新的法人,如果不产生新的医院法人,就是在存量上进行合作。

她表示,在存量合作方面,一种情况就是服务外包等合作形式,不涉及所有权,没有争议,或者纯粹转制,把公立医院完全变成私立医院。

“在目前情况下,政府是在限制公立医院的规模和盲目扩张,所以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应该是一个增量的合作。”李卫平认为,“增量合作又分为两种,一类是非股权类的合作;另一类是股权合作。”

李卫平进一步表示,在增量合作的类型当中,股权合作的争议性非常大,“其中,股权合作又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也就是涉及到是否分红的问题。”

股权合作争议较大,最主要涉及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角色。李卫平表示:“如果是非营利性质的,私人资本怎么获利,如果私人资本不获利,它为什么要参与呢?”

而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同样存在困惑。她继续解释,“如果公共部门涉及股权类营利性质的合作,政府为什么要参与?政府是不能趋利的。”

李卫平对此也提出了解决路径,“可以考虑在非营利合作情况下,私人资本作为有限合伙人,不干涉业务,以管理技术、物业管理、后勤管理方面得到回报,也可以通过债权融资来回报,债权的获益会高于普通银行的拆借利率,又比资本利率要低,回报稳定。”

“对公共部门来说,进行上述合作首先是为了推动稀缺服务的发展。第二,公共部门要有合作期限和退出机制,当医院运行较为良好的时候,政府就要退出。政府不是要合作谋利,而是要让这个事业发展起来。第三,项目医院要按比例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也就是按照投入的比例,提供政府应当承担的基本医疗服务。”她提出。

必须有违约解决方案

如何保证公私合作效果最好?李卫平建议,首先应该在政策层面对公立医院公私合作进行界定:

第一,中央政府应出台专门政策文件,逐步明确中国公立医院公私合作的领域、内容与模式,便于监督和管理,并且启动立法程序,在时机成熟时立法。

第二,合作领域应大致区分为基本医疗、特需医疗、综合医疗和专科医疗、康复护理等领域,以便设计不同的合作策略。

第三,合作模式应分为不涉及融资的单纯服务合作、涉及债权融资的合作以及有股权变化的合资模式。

第四,合作的内容应界定基建、融资、非临床支持服务运营、临床支持服务运营、临床服务运营、医院管理,以便制定具体细化的合作规则。

第五,对目前特有的股份制非营利性合作进行政策解释,对社会资本参与公私合作项目的回报途径进行界定,对公共部门获得的回报使用进行规范。条件成熟后,应对公立医院公私合作专门立法。

李卫平还指出,应该将公私合作项目的监督职能落实到具体部门。公立医院的公私合作项目往往期限长、金额大,涉及建设、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治理和谈判能力,拥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

同时,她建议在中央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该设立新的职能机构,或者职能挂靠在财务部门,专门负责审批和监管公立医院公私合作项目,确保各级政府对重大公私合作项目的监督力度。

李卫平提出,要制定规范的项目流程和合同范本。“如果合作项目缺乏规范的管理和监督工具,则政策风险大,因此项目的调整机制很重要,项目流程和合同范本要对项目的调整机制做出安排,以便规避风险,分担风险。”她指出。

另外还要完善关键工具。李卫平指出,要建立专门的评估机构或制度对合作中的公立医疗资源评估进行规范;同时,研究公私合作治理结构的框架搭建,研究具体项目由谁控股的问题;还要建立公立医院公私合作绩效考核指标,对公共服务中的基础设施维护服务进行清晰界定,便于绩效考核。

李卫平最后强调,一定要有公共部门违约的解决方案。“要明确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平等的市场谈判地位。同时,设立公私合作担保基金。建立公共部门对私人投入的回购制度;要明确公共部门违约的解决方案,明确长期医疗服务合作中的政策(如价格政策、医保支付风险)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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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CM病例讨论-

呼吸衰竭,持续发热和肺泡灌洗液CMV阳性:

真实的结果?还是并无关系?(2)

CSCCM

2014-07-03

 

呼吸衰竭,持续发热和肺泡灌洗液CMV阳性:真实的结果,还是并无关系?

Rita Pechulis MD & Samuel Krachman DO

Temple University


上期问题答案


问题1:此患者支气管灌洗液中针对CMV的最佳检测方法是?

1. CMV培养

2. 快速离心分离病毒(rapid shell vial assay)

3. 抗原血症检测

4. 血清学检查(IgG, IgM滴度)

5. PCR


答案:2. 快速离心分离病毒

这例患者CMV快速离心分离病毒结果为阳性。这种检验方法可用于多种临床标本,如尿液、血液和支气管灌洗液。进行检测时,需要对标本进行离心,以增加病毒吸附;然后单层细胞暴露于MIEp72抗原的特异性单克隆荧光抗体。如果有抗体结合即表明在细胞内有CMV早期复制,一般在24小时内就可以获得结果。


快速离心分离病毒的主要局限性在于敏感性较低。采用CMV培养作为金标准,快速离心分离病毒的敏感性69%,特异性96%[1]。然而,重要的是了解标本中存在CMV不一定提示存在活动性感染;诊断CMV感染必须结合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和病毒检测进行综合考虑。


CMV培养很少用于诊断活动性感染。CMV生长缓慢,需要1-6周才可引起明显的细胞病变。而且,即使存在CMV病毒血症,也不能确定存在活动性感染,这是因为在原发感染后,无症状的病毒脱落(shedding)仍可持续数月。由于存在上述局限性,因而很少进行CMV培养。但是,CMV培养可用于确定病毒耐药情况。


PP65是CMV的一种结构性蛋白,抗原血症检测能够定量检测PP65阳性的白细胞数目。阳性结果报告的方式为经过计数的细胞总数中染色阳性的细胞数。一项有关合并CMV感染的HIV阳性患者的研究表明,对于原发感染,抗原血症检测的敏感性97%,对复发感染的敏感性77%,总的敏感性91%,特异性73%[2]。阴性结果有助于排除原发性CMV感染,但在确定是否为活动性疾病时特异性仍显不足。


通过血清学检查诊断CMV感染包括检测CMV特异性IgM抗体,以及观察到相隔2-4周的标本中CMV特异性IgG滴度呈至少4倍升高。这种检测方法的局限性包括需要相隔2-4周采取血清标本。而且,IgM抗体可持续数月,因此造成急性感染诊断的困难。然而,抗体滴度能够确诊既往的CMV感染或暴露,可能有助于IgG抗体滴度阳性患者的预防。


还有多种分子检测方法,如定量和定性PCR、杂交捕获和核酸序列依赖性扩增法。定量和定性PCR能够检测全血、白细胞和血浆中的病毒DNA。对于AIDS患者,定性PCR诊断CMV感染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9%和75%。定量PCR可用于监测病情变化,因为AIDS患者的病毒DNA高载量与临床症状相关。杂交捕获是应用一种针对CMV基因组17%核酸的RNA探针,以RNA:DNA杂交结合的方式使样本与抗体结合。这种检验方法可采用全血标本进行检测。核酸序列依赖性扩增法可检测到CMV感染的即刻早期基因UL123(IE1)和晚期基因(pp67)表达,可以在DNA的背景下对非结合的病毒mRNA进行扩增。这种检验方法也可用于全血标本的检测[3]。



本期问题

 

问题2. 有关HIV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中分离到CMV的临床意义,以下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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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高压患者的机械通气 - 第四届中法危重病医学研讨会病例讨论(1)
2013年11月25日  

南京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  潘纯

男性,52岁,腹痛伴恶心呕吐2天

发病后查血淀粉酶757 IU/L,WBC 12.46 x 10E9/L,N 91.5%

腹部CT提示急性胰腺炎

Untitled

转入后体格检查

BT 37.8C, HR 98 bpm, RR 22 bpm, BP 128/74 mmHg

被动体位,腹胀,中腹部压痛明显,无反跳痛

实验室检查

WBC 9.6 x 10E9/L, N 87%, Hb 130 g/L, plt 103 x 10E9/L

PT 14 sec, APTT 不凝, Fib 8.02 g/L, D-dimer 5.28 mg/L

ESR 79 mm/h

淀粉酶143 IU/L, Alb 34.1 g/L, TBil/DBil 30.1/18.7 umol/L, ALT 13 U/L, AST 40 U/L, Cr 162 umol/L, BUN 10.68 mmol/L, Glu 20.3 mmol/L, TG 19.92 mmol/L, Cholesterol 12.68 mmol/L, K 3.4 mmol/L, Na 134 mmol/L, Ca 1.09 mmol/L

心脏超声:LVEF 67%,左房扩大,左心室壁增厚,左心室舒张功能减弱

EKG: 窦性心动过速,左房肥厚,ST-T异常

ABG (FiO2 0.41): pH 7.366, PaCO2 31 mmHg, PaO2 73 mmHg, P/F 178, LA 1.25 mmol/L

转入诊断:高脂血症继发急性胰腺炎,ARDS,AKI

 

转入ICU次日呼吸窘迫加重

ABG (FiO2 0.6): pH 7.42, PaCO2 29 mmHg, PaO2 62 mmHg, P/F 103, LA 2.1 mmol/L

腹腔内压21 cmH2O

CXR

问题1: 此时你是否建议使用无创通气?

 

你是否建议使用无创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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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采用无创通气S/T模式,IPAP 14 cmH2O, EPAP 8 cmH2O, FiO2 0.6

一小时后,患者躁动大汗,RR 35 bpm,HR 134 bpm,SpO2 94%

ABG: pH 7.47, PaCO2 22 mmHg, PaO2 70 mmHg, P/F 118, LA 2.2 mmol/L

无创通气失败

改为有创通气

VC模式,Vt 400 ml, Ti 1.0 sec, f 20 bpm, PEEP 11 cmH2O, FiO2 0.6

PIP 38 cmH2O, Pplat 33 cmH2O, SpO2 92 - 96%

腹腔内压28 cmH2O

问题2:如何调整呼吸机参数?

 

如何设置呼吸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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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 2012年指南幻灯片3: 感染相关问题

CSCCM

2014-07-02

Adjunctive therapy consists of several approaches to inhibit pathomechanisms of severe sepsis.


This is a new recommendation since 2008 because a number of clinical studies have verified that formal screening protocols for sepsis improve outcome (Jones et al.JAMA. 2010;303:739-746; Moore et al. J Trauma. 2009;66:1539-1546).


The underlined sections are new to the 2012 guidelines as ample evidence now exists to recommend these, rather than simple suggestions. (Memel L, Maki D. Ann Intern Med.1993;119:270-272).


The underlined recommendation on antigen detection systems for candidemia is new. It is based upon a number of clinical studies in neutropenic patients and a meta-analysis that included some ICU patients showing these assays, despite suboptimal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llow for significantly faster diagnosis of invasive candidiasis and earlier intervention with antifungal agents. Early therapy for candida sepsis improves outcome (Alam et al. BMC Infect Dis. 2007;7:103; Sendid et al. Clin Vaccine Immunol. 2008;15:1868-1877).


This recommendation was not graded in the 2012 guidelines as it is based on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expert opinion rather than specific clinical trials.


The 1-hour recommendation for severe sepsis without septic shock was ungraded in the 2008 guidelines as some additional studies have suggested early intervention is an important prognostic indicator even without shock. There are fewer data here tha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The next slide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The remark was added to clarify that the guidelines subcommittee acknowledges that this is a goal that may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fully implement in all healthcare settings, busy emergency departments, and mass casualty settings, but should be the goal where possible.


A summary of recent studies supporting broad-spectrum, empiric combination therapy in the early treatment of sepsis/septic shock.

Legend s-sepsis; ss-severe sepsis; SS-septic shock; HD-hospital discharge; ED-emergency department; or-odds ratio; ns-not significant; HR-hazard ratio; MVR-multivariate regression

1.Kumar et al. Crit Care Med. 2006;34:1589–1596

2.Barochia et al. Crit Care Med. 2010;38:668–678

3.Ferrer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9;180:861–866

4.Barie et al. Surg Infect. 2005;6:41–54

5.Levy et al. Crit Care Med. 2010;38:367–374

6.El Sohl et al. J Am Geriat Soc. 2008;56:272–278

7.Gurnani et al. Clin Ther. 2010;32:1285–1293

8.Nguyen et al. Crit Care Med. 2007;35:1105–1112

9.Castellanos-Ortega et al. Crit Care Med.2010;38:1036–1043

10.Gaieski et al. Crit Care Med. 2010;38:801-807

11.Larsen et al. Pediatrics. 2011;127: e1585–e1592


These underlined changes from the 2008 guidelines were added to acknowledge that viral pathogens (e.g., influenza, hemorrhagic fever viruses) can cause sepsis on occasion and that antibiotic choices need to consider the levels of antibiotics achievable at the site of infection (cerebrospinal fluid, intracellular spaces, when appropriate) [Smith et al. Crit Care Med.2010;38:41-51]. The de-escalation comment and the recommendation were upgraded to Grade 1B from the 2008 guidelines (Grade 1C) as evidence of reduced risk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can be accomplished by careful use and antibiotic stewardship to retain the activity of available antibiotics.

  • Gao F et al. Crit Care.2005;9:R764–R770

  • Schorr C. Crit Care Clin.2009;25:857–867

  • Girardis M et al. Crit Care.2009;13:R143

  • Pestaña D et al. J Trauma.2010;69:1282–1287

  • Berenholtz SM et al. Jt Comm J Qual Patient Safety.2007;33:559–568

  • Masterton RG. Crit Care Clin. 2011;27:149-162


This is a new recommendation in the 2012 guidelines. Procalcitonin (or other biomarkers) has been studied in a number of trials as a guide to discontinue potentially unnecessary empirical antibiotics when the clinical situation is stabilized. The available data suggest that this might be useful in saving money and reducing antibiotic use (Heyland DK et al. Crit Care Med.2011;39:1792-1799). However, the safety of this measure and the likelihood 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antibiotic resistance development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or other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continued antibiotic use remains to be demonstrated. Procalcitonin levels are not recommended as a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We upgraded the recommendation for neutropenia and for Pseudomonas spp. severe sepsis to 2B from 2D in the 2008 guidelines and added other difficult to treat pathogens such as Acinetobacter spp. in the 2012 guidelines. It has been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that empiric therapy that does not cover these pathogens that are later found to be the cause of the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worse outcomes. However, much of this clinical data is not based on ICU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nd this indirectness of the data leads us to make it a suggestion (Grade 2) rather than a Grade 1 recommendation. The next two slides provide further supportive evidence of the value of empiric combination antibiotics in treating septic shock to assure that the infecting microorganism that caused septic shock is treated (Kumar et al. Crit Care Med. 2010;38:1773-1785; Micek ST et al.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2010;54:1742-1748).


Kumar et al. Crit Care Med. 2010;38:1773–1785.

Legend: HR-hazard ratio; CI-confidence interval; or-odds ratio.


Micek et al.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10;54:1742–1748.

Legend: IIAT-inappropriate initial antimicrobial therapy, AOR-adjusted odds ratio, CI-confidence interval, APACHE-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Kumar et al. Crit Care Med. 2010;38:1651–1664

Garnacho-Montero et al. Crit Care Med. 2007;35:1888-1895

Legend: or-odds ratio; CI-confidence interval; VAP-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AHR-adjusted hazards ratio.


Al-Hasan et al.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09;53:1386-1394.

Legend: GNB=Gram-negative bacteria, AHR-adjusted hazard ratio, CI-confidence interval.


Martinez et al.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10;54:3590-3596

Rodriguez et al. Crit Care Med. 2007; 35:1493–1498

Legend: GNB-Gram-negative bacteria, or-odds ratio, CI-confidence interval, ESBL-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 CAP-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HR-hazard ratio.


This recommendation relating to pneumococcal septic shock was added to the 2012 guidelines in keeping with a number of studies (see next slide for summary of evidence) suggesting improved outcomes for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when a macrolide is added to a beta-lactam in the early phase of treatment. The reasons for this apparent improved outcome in some, but not all, clinical studies are not clear but might relate to the anti-inflammatory actions attributable to macrolides or other mechanisms. It was decided to make this a suggestion until further clinical studies can support or refute this evidence.


The collective, observational clinical data support adding a macrolide to beta-lactams even in documented, bacteremic pneumococcal septic shock. The mechanism responsible for this apparent benefit is unclear but is generally attributable to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macrolides. Combination therapy is a level 2 recommendation, despite the additional expense and concern over possible promotion of macrolide antibiotic resistance by its widespread, potentially unnecessary use for this indication. Further study and mechanistic evidence to support its use is clearly needed to support combination treatment over standard beta-lactam monotherapy.

Legend: PSI-pneumonia severity index, B-bacteremia, S-sepsis, MV-mechanical ventilation, ns-not significant.

  • Martinez et al. Clin Infect Dis.2003;36:389-395

  • Baddour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4;170:440-444

  • Weiss et al. Can Respir J.2004;11:589-593

  • Rodriguez et al. Crit Care Med.2007;35:1493–1498

  • Lodise et al.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2007;51:3977-3982

  • Chokshi et al. Eur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Dis.2007;26:447-451

  • Martin-Loesches et al. Intensive Care Med.2010;36:612–620


The grade was increased from 2D in 2008 to 2B in 2012 as some new clinical data on early de-escalation of antibiotics suggest that this can be done safely. Exceptions exist to rapid conversion to monotherapy as indicated. Useful references include:

  • Schorr C. Crit Care Clin.2009;25:857–867

  • Girardis M. Crit Care.2009;13:R143

  • Pestaña D. J Trauma.2010;69:1282–1287

  • Berenholtz SM. Jt Comm J Qual Patient Saf.2007;33:559–568

  • Black MD. Crit Care Med.2012;40:1324–1328

  • Masterton RG. Crit CareClin.201;27:149-162


The 2008 guidelines did not contain this recommendation. The committee wanted to clarify that certain specific indications for antibiotic therapy require more prolonged therapy than 7 to 10 days to avoid antibiotic failures and relapsing infections. Some of those situations are listed here and are provided as suggestions rather recommendations (Grade 2C).


These are new guideline statements following the events of the 2009 influenza pandemic when evidence rapidly accrued that early institution with antiviral therapy could be lifesaving in severe influenza. The second point was added to point out that antibiotics should be stopped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it is determined that an infectious disease is not causing the acute inflammatory state that was suspected to be due to sepsis. Preserving antibiotics until their use is warranted is important in ICU care and in medical care in general as part of antibiotic stewardship program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nd grade guidelines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2008 except the time interval was lengthened for practical reasons to 12 hours versus the original 6-hour period.


These recommendations were not graded as they were in the 2008 guidelines as they are primarily based upon common sense clinical observations and expert opinion rather than high-level clinical study evidence.


The 2008 guidelines did not make a selective digestive decontamination recommendation. Despite the ongoing controversy over its efficacy and impact 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terns, the committee agreed that it should be graded as much evidence now exists i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about this topic. We believe that this work deserves to be tested in long-term follow-up studies to determine its appropriate place in sepsis car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Useful references include:

  • Liberati A et al.Cochrane Collaboration. 2010;9:1–72

  • de Jonge E et al. Lancet.2003;362:1011–1016

  • de Smet et al. N Engl J Med.2009;360:20–31

  • Cuthbertson BH et al. Trials.2010;11:117-120

  • de Smet AMGA et al.Lancet Infect Dis. 2011;11:372–380

  • Oostdijk EAN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0;181:452–457

  • Ochoa-Ardila MEet al. Intensive Care Med.2011;37:1458–1465


Routine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ces in the ICU are important, and recent guidelines on this topic have been published (Aitken et al. Crit Care Med.2011;39:1800-1818). Despite rather convincing and detailed meta-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SDD, SOD and oral rises with CHG (see SSC supplemental digital file 3), the practice remains variably applied and is a subject of ongoing controversy. oral CHG is often preferred based upon its ease of administration, safety, and the relative lack of concern over promot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within ICUs that widely use this practice. The existing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use of SDD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major factor in promoting resistance in the ICU microbial flora. Three recent studies have studied this question. One suggested it does increase resistance to therapeutic antibacterials, one found no evidence of increased resistance with the use of SDD, and a third study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antibacterial resistance was actually reduced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widespread use of SDD:

  • de Smet AM et al. Lancet Infect Dis.2011;11:372-380

  • Oostdijk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0;181:452-457

  • Ochoa-Ardila et al. Intensive Care Med2011;37:1457-1465

Clearly this question needs to be answered with additional long-term studies to verify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is method of infection prevention. Until such time as this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a weak level 2 recommendation is given in support of SDD or its variants in regions with experience in its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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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病例讨论-第十一次投票结果及答案

CSCCM

2014-07-01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全球投票结果


参加投票人数:全球共3221人



答案

ICU中去世的多数患者并非死于突发的意外并发症。多数死亡是可以预测的,死亡的确切时间取决于限制或撤除特殊医疗措施的决定。有关限制或撤除生命支持治疗措施的决策在国际上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一种极端的作法是,医生与家属分享相关信息,但在决策过程中居主导地位。另一种极端的作法则主张患者的自主权,医生仅仅发挥提出建议的作用。在北美、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常见的情况是医患双方共同参与决策过程。某些患者可能已经准备好有关延续生命治疗措施的生前预嘱;医患双方应当尊重这一预嘱,在部分地区甚至具有法律效力。无论决策过程如何,均应以确保及尊重患者意愿为目的。当预计患者即将死亡而限制或撤除治疗时,治疗目的应当根据个体情况,使其符合患者躯体、精神及文化需求。


我们的患者并无生前预嘱,但家属一致认为患者自己并不希望采取延续生命的支持治疗措施,除非能够恢复到既往的功能状态。在ICU长时间住院期间,家属与ICU医务人员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家属认为进行采取积极治疗措施并不符合患者意愿。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希望探视患者的家属得到了最后探望患者的机会,此后拔除了气管插管,应用吗啡以避免出现呼吸困难。最终,在ICU的一个隔离房间中,在亲属的陪伴下,患者安详地去世。



相关文章

如欲了解更多内容,请参见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4年6月26日发表的危重病医学系列文章之结局篇,由D. Cook和G. Rocker撰写的Dying with Dignity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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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普惠化,高端医疗市场化

/庄一强

根据新京报(625日)引用财政部长楼继伟数据,2013年央企红利总量为1130.38亿元人民币(20131058.43亿,2012年结转71.95),其中拨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占总量5.7%,比去年增长30%。我们想了解的是,作为全民共同拥有的央企所上缴的红利都到哪里去了?按照“股东受益”的资本运作原则,央企的股东应该是全体国民,央企所得利润应该用于造福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事业。但如今的事实又如何?一方面政府说医改投入没有更多的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央企红利用于民生预算却只占上缴的5.7%。其它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央企分红何时才能真正惠及全民?

笔者认为医改原则应该是:基本医疗普惠化,高端医疗市场化。

(一)基本医疗普惠化。政府应该像提供九年义务教育那样,将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免费或打折收费提供给全体国民。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拿出税收和央企国企红利的相当一部分(而不是5.7%)作为公共财政预算,普惠全民。这里需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立法,保证政府的财政投入,二是基本医疗的定义。何为基本医疗?以及基本药物、基本检查、基本治疗、基本疾病的概念、范围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基本医疗追求适宜技术的有效应用,不建议追求高端技术。

(二)高端医疗市场化。将个性化服务、先进医疗技术等高端医疗市场化,让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来调节供需关系和资源配置。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停止是不可能的,但最小限度医疗官场化,减少干部保健和医疗特供。

在“普惠化+市场化”的同时,1)加快三保合一,增加社会医保的筹资水平和费用监管,给付制度改革与创新;2)鼓励商业健


康险的发展,呼吁有经济能力的人士购买商业健康险作为个人补充医疗保障;3)建立以政府民政部门主导的,针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济;4)鼓励社会慈善力量的发展,改革非政府机构、NGO、民间团体的创立与管理办法,营造慈善医疗的宽松环境,修改慈善捐款免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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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或非营利- 从投资源头区分

 

庄一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2014第十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讲话录音整理,614日)

 

民营医院,有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医院之分。非营利医院有些是商业资本投资的,可以通过关联交易把钱拿出来,享用非营利医院一些好的政策。本来大众对民营医院的印象就不是很好,还有些人通过各种渠道来进行这样的获利。有人宣称我们是非营利的,不以赚钱为目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分钱。那么,怎样区分营利和非营利呢?我认为从投资源头上区分比较好。

要分清楚这点,需要从下面几点来看。

  第一,分清楚资本的性质。什么叫资本的性质?商业性资本不营利是假的,它的营利目的是正确的是天经地义的,它要是说不赚钱你可别相信它。第二种资本是社会资本或慈善资本,它说不以赚钱为目的,可能运行结果是盈利是赚钱的,只是董事不能分钱,所赚的钱只能用于医院的再投资。

第二,由于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趋利动机,如果从这点上来看,如果我们就要分清楚,最后看outcome输出结果是什么。如果商业资本,比如一个企业或PE要投医院,只能投资营利性医院;但如果企业想投非营利医院怎么办?必须创建一个非营利基金或者慈善基金,类似台湾的财团法人。非营利的基金再去投资一个非营利的医院,大家就会比较放心,像嫣然天使基金投资嫣然儿童医院。如果有一天李连杰的壹加壹基金投资一个非营利医院,李连杰肯定不会拿利润去分的,大众就会比较放心,也愿意捐钱给他。但如果他拿去分了怎么办?所以要加强对非营利基金、NGO的监管,要求财务透明。

  第三,如果这个观点成立以后,非营利的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医疗公益性的同盟军。他们就是为社会大众的这种慈善来做事情,提供以基本医疗为主的服务,这个就应该在政策上视同于公立医院。香港公立医院和非营利的私立机构是一视同仁的,视同公立医院的管理和待遇。

  第四,这种做法其实已经超越了卫生系统的管辖范围,它涉及国家的税务系统(慈善捐款免税)、民政系统(慈善机构改革)、卫生系统、财政系统、医保系统,甚至是国务院法制办,就是法律法规的修改。台湾的长庚医院、长庚大学是由台塑集团投资的,不是直接投,而是台塑捐款创立了非营利的财团法人长庚基金,然后再由该基金来投资长庚医院,所以长庚赚再多钱也不能返回给台塑,它是属于社会共有的财产。那么,中国的慈善机构如何改革?比如官办慈善机构的去行政化问题、财务透明问题如何改革?基督教、佛教、道教举办的民营医院怎么管理?这涉及卫生、民政和宗教部门;比如非宗教的医疗NGO怎么管理?包括社团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整体上必须是国务院层面甚至是全国人大层面来立法推动。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目前官办的慈善机构,包括像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它们要带头树立慈善机构NGO的社会公信力,才能促进非营利医院/医疗NGO的健康发展。

重复一下,我说的非营利不是不要赚钱,区别在于不以营利为目的,赚了钱董事或捐款人不能拿去分,只是放在机构里再投资。非营利机构也要赚钱,NGO也要赚钱才能永续发展。但是,有没有挂羊头卖狗肉?有没有关联交易?有没有利益输送?这个要加强监管和财务透明。台湾很多人捐钱给慈济,慈济医院也可能赚很多钱,但是没有一个人把慈济的钱拿来分给个人,这是一个社会性的机构,社会性的企业,这样才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前进。公民社会文化:我帮人人,人人帮我;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国家现在大力鼓励社会化办医,但是放眼一看,社会化办医最积极的都是商业资本。当然不是说商业资本进来不好,但是它最多只能解决看病难,解决不了看病贵的问题。建议把医院分成三类:第一类公立医院,第二类私立非营利医院(公益性),第三类私立营利医院。第一、第二类服务量应占80%左右,管理和政策上一视同仁。第三类管理和政策上有所区别。这样就医的态势才会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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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歌】流落

我的天歌 流落
王泓
2014-7-2


一则微信
智慧的宋美龄
引发我了的悲歌
把我带回到纽约棼克里夫
本来是去看望叔伯
谁想首先看见的是孤独神歌
昔日的国母
在那里孤独一人静卧
是那样凄楚
那样无奈
谁又知她的坎坷
谁又知她谢幕的昨
这里很久很久没人来过
仅有一束鲜花奉献
但早已是枯萎凋零的花朵
她远离故乡
远离祖国
在棼克里夫静卧
难道这是她最后的心愿
这就是她为自己开拓的小河
不解的思索
使人迷惑
深受刺激的我
和建设为她拂尘
陪她坐坐
为她献上一首圣洁的歌
我突然明白了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
历朝历代都是
一首首相互残杀推动历史前进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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