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508年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约前570～前508年）实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公元前510年僭主被推翻后，氏族贵族之间以及氏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保有血缘关系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奴隶占有制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525～前524年任雅典首席执政官。公元前508年，他联合平民通过公民大会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一．克利斯提尼改革历史背景
    1．梭伦改革后，雅典出现了许多地方政治派别，主要有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
    2．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担任首席执政官，以与平民合作的态度进行改革。

二．克利斯提尼改革内容
　　1.他设立10个地区部落，取代原来的4个氏族部落。雅典被分为城区、沿海和内地三大地区，各大地区再分为十部分，称为三一区。通过抽签，从每个大区中各抽一个三一区，合成一个地区部落。三一区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构成雅典公民政治、社会和宗教活动的基层单位。年满18岁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隶属的德莫斯内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得公民权。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内取得雅典公民权。这样，地域原则代替了血缘原则，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
　　2.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原来的“四百人会议”：
　　a）五百人会议从10个部落的任何等级公民中，经抽签各选出50人组成；
　　b）五百人会议享有很大权力，并且对所有等级公民开放；
　　c）公民大会闭幕期间，负责处理大部分城邦政务。
　　3.克利斯提尼还加强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活动。根据他的建议，制定了贝壳（或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再起。
    4.成立十将军委员会

三．克利斯提尼改革简析
　　在克利斯提尼年代，雅典的官员数目比较少，但随着雅典由一个小城邦跃升成为古希腊世界的大都会，以及提洛同盟的盟主，雅典需要的官员数目急剧增加，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雅典大约有六百名行政官员，来处理和盟邦的外交关系、提洛同盟的公款、公共建筑、及联盟舰队的设置。
　　行政官员必须要年满三十岁，及隶属五百medimnoi阶级pentakosiomedimnoi、骑士阶级hippies、有轭牲阶级zeugitai三个阶级，条件和五百人会议议员一样，但实务上也能接纳雇工阶级thetes成为行政官员，只要在选后回答自己是前三个阶级便可，每一公职都是一年任期，而他们一生只能担当同一官职一次，也不可同时兼任不同官职，不过可在不同年份担当不同公职。但一般来说，官员都不可能不断持续其官员生涯，因为所有行政官员、五百人会议议员及执政官在完结一年的公职后，都必须接受为期数个月，称作euthynai的调查过程，包括一个称作logistai的十人小组主动对官员的所作所为作出调查，以及由一个五百零一位陪审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接受公民的申诉，而调查期间是严禁担当公职的，因此每名官员若想连续官职生涯，必须相隔一年。
　　大多数官员都是十人一组的，每个部落都有一人出任官职。大概有一百名官员是由选举产生包括步兵及骑兵指挥官、财政官员、及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因为这些官职都需要某些专业技能。在每年冬天的一次公民大会中会在每个部落各提供的多名人选中选出这些官员，之后会对这些官员进行职前训练及测试，好在古希腊仲夏新年时这些官员顺利投入工作。
　　而其余的五百名官员会由自愿者之中抽签选出，有些职位会因权力大而且受欢迎而竞争激烈，但有些公职却因无人担当而要在缺额的情况下工作。部落会提供出多人一份名单予城邦，然后在雅典卫城东的希修斯圣殿（Sanctuary of Theseus）中抽签决定人选，整个抽签过程由六个司法执政官thesmothetai主持。这些官员掌管一般的行政事务，比如管制市场及度量衡、主管官卖小麦的供应、神殿的工程修缮、监督城邦财政，道路维修清洁等、管理来自西徐亚的三百个弓箭手警察。其中一个行政小组比较特别，一个执法小组，掌管城邦监狱、处理充公财产、执行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有拥有十一名成员，而非一般的十名。 和五百人会议的议员一样，官们在担任职务期间拥有一些特权，包括免服兵役，在城邦中的庆典中享有特别坐位，以及可以头戴桃金娘制成的冠冕彰显身份。而在西元前四五零年后，官员也可领取一定的薪资，以津贴贫困户担当公务。

五．克利斯提尼改革的作用与意义
    1.克利斯提尼改革的作用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强了雅典公民的团结，有利于雅典城邦的巩固和发展。
    2.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意义
    克利斯提尼改革在雅典牢固的确立了民主体制，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写下了最后一个休止符。　
    A、以新的行政选区制度，打破了部落贵族势力对政权的控制雅典国家最终形成。
　  B、雅典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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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1775年4月19日～1784年1月14日），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又称北美独立战争或美国革命。为世界历史上首次殖民地居民打败宗主国并获得独立的战争，美国在脱离英国独立后，其经济及军事迅速发展，很快便跃升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它的胜利，给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树立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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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1640年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的事件开始到1688年詹姆斯二世退位的事件结束，以新贵族阶级为代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起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也称又称英国内战、清教徒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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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世纪初期的彼得一世改革是当时俄国社会提出的要求。也是俄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彼得一世即位以前，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末，在尼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在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地主是支配。列宁对这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作了如下的评述：“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护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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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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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它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梭伦改革一方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完善了国家制度，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提供了制度保证。梭伦的价值观以及改革中创造的有利于公民行使职权的各种制度，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一．梭伦其人
　　梭伦（约前640～约前558）出身贵族，但家境中平，早年经营贸易，与商旅为伍，他反对贵族专权，同情平民，主张在城邦中实行公正立场，以城邦利益为重。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开始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

二．雅典梭伦改革
　　雅典当时的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它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进行改革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他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 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找到梭伦，希望他来担任首席执政官，调解已经白热化的穷人和富人的冲突。当时贫富悬殊，许多穷人不仅自身贫穷，还欠下富人的许多债，还不起债的人们有一些按契约成了“债务奴隶”，有一些则被迫逃亡异地，于是民怨沸腾。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而富人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得到的任何利益，一部分甚至骄奢傲慢，贪婪无厌。激烈的冲突似已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内战则可能倾覆城邦。
　　改革后，财主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也能回来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自然因此受到了广大平民的爱戴。

三．雅典梭伦改革性质
　　奴隶主阶级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改革。

四．雅典梭伦改革主要内容
1.经济上
　　1）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
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并废除了“六一汉”制度（平民无力还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债主，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被叫做“六一汉”），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2）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3）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度上的氏族残余。
2.政治上
　　1）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收入的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 、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同时，不同的等级所尽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方面，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他们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只带棍棒。
　　2）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
　　3）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4）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五．对雅典梭伦改革的分析
　　梭伦当时担当了重任，无法守成而只能改革，在夹缝中的改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成功了，不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还奠定了此后雅典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在此分析一下梭伦改革的两点启示。第一，梭伦始终恪守中道。
　　他没有满足平民的平分财产的要求，但下令取消当时所有的公私债务，这样，至少使当时的穷困者不再负担任何债务；同时不仅废除了“债务奴隶”，也禁止今后任何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这就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成主奴两个阶级。富人的借贷收不回来，财富当然要“缩水”，但他们已握在自己手中的财富却没有被剥夺，更无肉体被消灭之虞。这可以说是梭伦的“短办法”、“快办法”，是一种主要表现于经济上的断然措施，就如在沸汤上浇上一盆凉水。
　　对此开始穷富双方都不满意，但慢慢也体会到它的好处。当梭伦获得了双方信任，被赋予立法大权，他就考虑他的“长办法”了，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按公民的财产状况将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都有选举权，但只有前三个较富有的等级有担任官职的资格。初看起来穷人的权利有限，他们不能担任官职，只能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或作为陪审员来参与国政。但这两种权利，尤其是后一种权利，在开始时似无足轻重，到后来却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争执最后都要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解决，包括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他们就渐渐成为法律和城邦的真正主人，而随着经济发展加“通货膨胀”，实际上后来几乎所有人也都有了担任官员的准入资格。
　　梭伦坚守中道是因为他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认识。他在改革中虽然帮助穷人，但并不赋予穷人和富人两方任何一方以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不讨好任何一方。他知道富人固然常常是“为富不仁”，但穷人占有了财富也会同样如此。过度积聚尤其僭取的财富像权力一样会腐蚀任何人。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厌足就要滋生不逊。”所以“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今天看来，他的那怕是暂时废除信贷的经济措施对现代市场社会来说可能会是过于激进乃至灾难性的，而他的人分四等的政治主张在现代人看来又会是过于保守乃至反动的，但它们在当时的情势下却不失为中道之举，因为重要的是其间所贯注的中道精神。
　　第二，梭伦将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又使权力立足法律并重归法治。
　　梭伦一度取得了很大的、甚至是接近独裁者的权力，穷人和富人两方都曾力劝和想共拥他做大权独揽的“僭主”，但他拒绝了。这其中当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说，在那个位子上固然好，但很少有人从那里和平地走下来。更重要的是，他将城邦的福祉看得比个人的权力更要紧，他也有自己在权力以外的爱好和所珍视的价值。所以，为了城邦的长治久安，梭伦把他个人一度掌握的很大权力和权威用在了制订和落实法律制度上，他更注意的不是他在权位上会怎样，而是他不在会怎样。但梭伦并不是盲目地相信法律条文，他知道法律必须有各方利益和背后强力的支持。有人曾嘲笑他编订的法律好象蜘蛛网，只能缠住那些落在网里的弱者，遇到富人和权贵就会被扯得粉碎。梭伦对此的答复是：当破坏协定对双方都不利的时候，人们是会遵守相互间的协定的；而他正是要为公民们制订这样一种法律，使他们都明白，实行正义要比犯法有利得多。他不期望为雅典人制定“最好的法律”，而只是制定“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他也不主张数量和状态的平等，而主要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正如他所说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法律不能自行，还是必须依靠人，甚至在初期要依靠大的权威来建立和巩固它，而拥有很大权威的权力者，是否能有长远眼光和公正精神将人治引向法治，并以身作则地自觉遵守法律，的确又相当依赖于这一权威者的自身素质。法须持人方能力行，而人又须持法方能久安，这可能正是人治和法治的一种持久张力，而其健全的解决之道可能要依赖于各方面的有利条件配合，有时甚至依赖于幸运。的确，梭伦指向法治的改革成功不仅与其个人政治素质和魅力有关，也还依靠了雅典人当时已经比较尊重法律的民情，而紧随其后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又实际上执行了一条没有梭伦的“梭伦路线”，这就更是梭伦立法的一种幸运了。

六．雅典梭伦改革改革意义
　　梭伦改革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级不享有担任政府官职和参选“四百人会议”的权利。这种中立政策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这些改革，使雅典贫苦公民摆脱了遭受债务奴役的威胁，打击了贵族统治，使城邦体制更加巩固。同时，梭伦通过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了土地的过分集中，使城邦体制得到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隶主地位迅速上升，奴隶制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七．雅典梭伦改革的影响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为雅典的奴隶主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
　　1、开辟了一条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2、克里斯提尼在其基础上使雅典民主化进一步完成。
　　3、伯利克里时，雅典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
　　梭伦改革局限性：
　　梭伦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本身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局限，没有满足下层平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使他们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梭伦还期望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但其结果是，下层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贵族也因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恨，于是梭伦对平民与贵族是两面不讨好。获利最多的是工商业奴隶主。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梭伦经济改革稳定了雅典公民团体，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使雅典阶级结构发展为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政治措施使下层平民得以参与国家政治，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开启了西方权力划分的先河；渗透在改革中的“中庸”精神与东方“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雅典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价值基础。
　　梭伦改革触及了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恩格斯称它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旧势力没有被彻底清除，下层人民的要求也没有很好地满足。梭伦推崇“中庸”，企图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他形容自己“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但结果两面都不讨好，最后自己被迫远走埃及。

八．雅典梭伦改革历史评价
　　梭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是雅典平民
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对雅典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备的公民群体。
　　其次，财产等级制度的确立，使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从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且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再次，改组国家权力机构的措施，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最后，梭伦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大大促进了雅典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其很快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邦。同时，加强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经济实力，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九．雅典梭伦改革改革的局限性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扮
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改革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梭伦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富有的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下层公民没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梭伦改革后，贵族的实力虽有所削弱，但仍然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氏族制度残余仍得以存续。贵族凭借血缘门第，照样拥有世袭占有土地的特权。
　　结果，贵族对权力的剥削不满，下层平民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导致非公民没有享有民主的权利，女性没有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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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一．戊戌变法历史背景
    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3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举人的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

二．戊戌变法的准备工作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
    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
    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三．戊戌变法开始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
    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四．戊戌变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1、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2、经济建设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3、军事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学科。
    4、政治
    裁减冗员；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所讲，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五．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目的是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又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此后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即有届时废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 月10日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革职。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12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袁世凯启程赴京后，荣禄即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迅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是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
    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六．戊戌变法的影响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七．戊戌变法的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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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

一．张居正其人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 江陵人。是徐阶的门生。在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明穆宗的信任。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在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取代了高拱，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改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张居正死后，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坏。

二．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背景
　　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地起义不断。
　　明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洪武年间， 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隆庆元年（1567年）底户部统计，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
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

三．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措施
    1.内政方面
　　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2.军事方面
　　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在广东地方，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和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岭表悉定。这对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3.水利方面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4.经济方面
　　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四．张居正内政改革主要措施——考成法
    张居正上疏请行在内政方面提出著名的考成法， 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 最后明神宗批准了请求。
    1.实际内容
　　奏书中有以下两条：
　　1） 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2）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2.实例
　　1） 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2） 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
    3.成效
　　张居政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张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便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
　　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增添人才，提拔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4.意义
　　张居正的考成法对今天的廉政建设启示有三：
　　第一、要注重考核工作实效，提高效率。
　　中国历史有一个怪圈，那就是每一个王朝都往往在走入巅峰阶段后，立即由盛而衰，无法长期保持这种盛世的局面。其中原因很多，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社会承平日久后总是会漫逸出只重形式不重实效的浮夸风气，于是官场中欺上瞒下，伪报虚报的现象滋生蔓延，政令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考成法正是针对这一弊病而采取的对策，通过“月考、岁籍”的方法促使官员们言行如一，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好的借鉴。
　　第二、要注重上下级相互监督，完善层层督察与监察制度。
　　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以两司督察府州县官，是张居正的考成体系的构架，其体系中最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六科监察六部，用品级低的官员监督高官，甚至弹劾高官，这本是明代的传统，明代这一点上做得很多，绝非形式，值得我们学习。在明代的各种史料中，朝廷要员被言官弹劾而辞官致仕的比比皆是。如嘉靖后期权相严嵩就是被御史邹应龙弹劾而致仕的。明代的监察制度相当完善，除设六科之外还有专门的监察机构——都察院，这是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司法与监察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精神相一致的。
　　第三、要注重对己有制度的推陈出新，抓好贯彻落实。
张居正是一位十分讲究遵从祖制的政治家。他采取的很多措施，诸如焚毁书院、整饬边防，甚至一条鞭法等改革都是尊祖制而行的，而考成法一定程度上也是继承了《大明会典》的很多内容。在他请定考成的奏疏中用大段的文字说明他的考成法是尊祖制的，原来《大明会典》中已有类似考成法的内容。张居正重新拿出这些已有的祖制，希望“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并加以推陈出新，严格地贯彻落实。我们可以说他的考成法是对祖制的继承，但却是在它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时候拿出来，添加以符合时代的内容，所以我们更可以说这是一种创新。推陈方可出新，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应当被今天的人们重视，对廉政建设来说，传统文化的海洋中也会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拾利用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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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居正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1.历史背景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
     2.主要内容
　　“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3.效果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六．张居正改革的结果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
　　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家产被抄没，家属或死于非命。此后，某些改革的成果虽然保留下来，而大部分已经废殆，就像一道光亮在明朝走向沉暮的历程中一现而逝，并不能遏止衰落的步履。

七．对张居正的评价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隘号文忠公，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出生于荆州城东现张家台村，自幼聪慧好学，12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被誉称为“江陵神童”。他23岁入京会试中进士，42岁进入内阁大学士行列，48岁任内阁首辅。当时神宗皇帝年幼，朝政实际上由张居正一人掌管，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病卒，前后当政长达十年之久。在任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果决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整饬吏治，推行考成法，严格奖罚，主张唯贤是用，坚决裁减冗员；在经济上，改革漕运，清丈土地，打击豪强，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各项杂税合并，增加财政收入；在军事上，加强边备，有力地抵御了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进了国泰民安。这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改革措施，使朝政为之一新。由于这些改革触动了不少权贵的利益，因而招致了顽固守旧派的竭力反对。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其功绩曾被彻底否定，改革措施遭延止，张居正在荆州的老家被查抄，直到30多年后才平反昭雪。
　　历史自有公论。与张居正同时代的著名清官海瑞高度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生”。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誉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历史永远铭刻着他的功绩。荆州大地永远承载着他的英灵，古城内就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张居正街”，荆州市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御赐砚台”、手迹等珍贵文物。
　　张居正长期远离故土和亲人，孤身一人，在京贵为宰相，为国为民操劳一生。他深情地眷恋着故土。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病卒后，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发丧回乡，归葬荆州故土。
　　张居正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书径直解》、《张太岳集》、《张太岳杂著》、《帝鉴图说》等。其中，《帝鉴图说》以历史上117个帝王正反两方面为政的故事，教育小皇帝，论述为官之道，影响最大。

八．张居正之死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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