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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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仁宗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的一次改革,因领导者为范仲淹,故又称范仲淹改革。其目的在谋求整顿官僚机构,增强北宋国力。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等人的革新主张,着重对吏制、职田、科举、学校、赋役等进行改革。但新政因触犯了一些贵族官僚的特权,遭到激烈反对。革新派范仲淹、富弼、余靖、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被诬为朋党,遭到排挤。新政施行仅一年,即以夭折告终。

一.宋仁宗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的一次改革,因领导者为范仲淹,故又称范仲淹改革。宋仁宗时,官员数量骤增,土地兼并加剧,国内危机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辽与西夏军队不断对宋侵扰,岁币和军费开支有增无已,国家财用日绌。因此,官僚士大夫中不断有人提出革新主张。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条改革方案,称为《十事疏》。其目的在谋求整顿官僚机构,增强北宋国力。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等人的革新主张,着重对吏制、职田、科举、学校、赋役等进行改革。但新政因触犯了一些贵族官僚的特权,遭到激烈反对。革新派范仲淹、富弼、余靖、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被诬为朋党,遭到排挤。新政施行仅一年,即以夭折告终。

二.庆历新政决策人物
    范仲淹(989一1052),北宋大臣。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真宗朝进上。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7月,因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徭役。建议被宋仁宗采纳,被授与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后因守旧派阻挠而未果。次年罢政,自请外任,历知州、邓州、杭州、青州。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散文《岳阳楼记》为千古名篇,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三.庆历新政内容概要
    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
襄等人为谏官,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
“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
    1 、改革文官3 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2 、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3 、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4 、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
    5 、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6 、“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范仲淹、富弼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的各项改革,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

四.庆历新政的过程
    庆历三年十月,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颁新定磨勘式,规定中外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十一月,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自二十顷至二顷不等。庆历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规定士子必须在学校中学习一定时间,才许应举,科举取士则“先履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另外,还颁布减徭役的诏令,废并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五个户口较少的县份,又将孟州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减各县乡村役人,使其还乡务农。至于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提出的意见,大多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在罢黜了一批官吏之后,“论者借借”,富弼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史称“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订历新政终于失败,社会矛盾更为激化严重,更形成了所谓的“朋党”之争,这更影响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 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 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

五.庆历新政结果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在陆续施行的过程中,遭到他们的阻挠。反对派的谤议愈来愈甚,甚至诬蔑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为朋党。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六.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
 “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的“虎翼”(禁军番号)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6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腐败,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

七.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①,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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